合理利用急救資源 全面提高應急能力

關鍵詞

災難醫學救援

2003年“非典”之后，我國各項應急救援工作逐步與災難醫學、急診醫學研究深入結合，但仍舊存在一些突出問題。我國應借鑒海外成熟經驗，改進單項災種為主的原因型管理模式，建設國家應急醫療救援基地，全面提高我國應急救援綜合能力。

■張 濤

我國是災害多發頻發的國家，各類災難、生產安全事故發生后，影響范圍廣，造成的人員、經濟、環境和社會損失很大，這是嚴峻的、不容忽視的社會公共問題。目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往往還伴隨社會安全、食品藥品安全、環境安全、疾病健康等其他危險因素，容易使國民同時面臨多重傷害威脅。因此，加強對災難、各類事故傷害的預防與控制，十分重要。

2006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將突發公共事件分為自然災難、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四類。按照各類突發事件的性質、嚴重程度、可控性和影響范圍等因素，分為特別重大（I級）、重大（II級）、較大（III級）、一般（IV級）。國際上對此類事件的分類大體相同，但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還是有很大的差異，與之相對應的應急救援體制和模式也是不平衡的，仍處于曲折發展中，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應對的災難類型和救援現狀也有差別。

美國式應急救援凸顯高成本弊端

以美國為例，僅20世紀以來，美國就發生了5次特別重大災難事件，分別是1900年得克薩斯州颶風災難、1904年紐約州東河蒸汽船事件、1928年佛羅里達州颶風災難、2001年紐約“9·11”恐怖事件、2005年路易斯安那州颶風災難，共造成12021人死亡和巨大的經濟損失。美國于1973年頒布了《急救醫療系統法》，按照劃區負責和區間合作協調的原則，全國被劃分成303個急救醫療服務區，每個服務區都有1個主管部門負責協調，每個服務區都成立了急救醫療服務委員會，從而對本服務區的急救工作計劃提出建議，并接受急救服務公司的撥款。美國《聯邦應急反應法案》是19年前通過的，也就是說1999年全美聯邦才擁有了一部統一應急反應法案，而之前都由各州管理。

“9·11”事件之后，美國建立了國家緊急事件處理系統。2003年3月，美國成立了聯邦國土安全部，下轄聯邦調查局、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環境保護署、移民局、海岸警衛隊等22個部門和組織，統一管理美國的救災防災工作，負責緊急動員、民防、救災等政策和計劃的制定。后期，美國在反恐戰爭方面投入巨大精力財力，又將邊境安全、國家主要基礎設施安全、運輸安全、情報分析等其他職能囊括進來，導致國土安全部職能擴大化、功能交叉混合、集權管理，并存在一大弊病，就是需要龐大的資金支持。

2017年，前美國總統首席戰略專家、高級顧問斯蒂芬·班農在一次演講中引用布朗大學沃森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過去17年，美國的反恐戰爭總共耗費了5.6萬億美元并且將繼續耗費下去，但是災難并未消失。損失的不光是錢，還有7000多名年輕人的生命和5.2萬名士兵的健康，其產生的醫療福利費用、退伍軍人福利費用迄今為止已達到1萬億美元。”

不少學者分析認為，美國式應急救援并非是最先進的救援體系。高人力成本、高資金成本、高技術支撐成本的特點，使得救援成本過高。

世界衛生組織推薦法國SAMU模式

世界衛生組織（簡稱WHO）推薦在那些尚未建立發達的院前醫療系統或醫療資源有限的國家，建立法國式緊急醫療救助體系（簡稱SAMU）。這一體系具有救援成本低、救援效率高的特點，同時融入市場機制，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運營。

法國以電話號碼“15”作為全國統一的急救電話，統一協調組織消防員、警察和專業醫療救護人員參與救援活動，并由急救專業的調度醫生負責處理調度信息，若干組具有搶救復蘇能力的專業人員（即移動ICU）科學地分布于不同的街區。

當有意外事故發生時，SAMU通過讓消防員、警察共同指揮執行相應的急救任務，救援活動在急救醫療人員到達現場前就已經開始。SAMU的總體優勢之一是強調在救治系統中對災難事故傷員的整體性處理。SAMU的院前、消防、院內救治體系是互相補充和密切配合的，從而使現有醫療機構的救治能力得到充分發揮，最大限度地節省寶貴的消防資源和醫療資源。這也是WHO推薦SAMU模式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屬于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日本國民和政府層面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保持清醒的危機意識和防災減災意識，建成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由政府、社會團體、社區及個人組成的全社會救援防災體系。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暴露出了一些災難醫學救援問題。1996年之后，日本更新了災難醫學救援系統，規定在每個轄區設置一家固定的災難醫療中心；改進了災難、急診醫學信息系統，利用互聯網對這些系統進行完善；組建受過專門訓練的災難醫療救援小組，開展災難醫學教育與培訓。

改進單項災種為主的原因型管理模式

生產安全事故應急救援曾主要集中在礦山企業，尤其是煤礦企業。這些事故造成的人身傷害主要包括閉合性損傷、開放性損傷、多發傷、復合傷等，臨床表現為顱腦外傷、胸部創傷、四肢骨折、脊柱及脊髓損傷、肝及脾臟器損傷、血管損傷、燒燙傷、擠壓綜合征、中毒、窒息等，均屬于急診醫學救援范疇。

2003年“非典”之后，我國各項應急救援工作逐步與災難醫學、急診醫學研究深入結合，我國災難醫學救援得到充分重視和發展。同時，我國還成立了中國國際救援隊，這是我國唯一一支通過聯合國國際搜索與救援咨詢團認證的救援隊伍。

2008年汶川地震凸顯了災難醫學救援的重要性，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暴露出我國災難醫學救援的若干短板。

目前，我國災難醫學救援存在的主要問題有：指揮調度不統一，有時會出現災情數字不統一、政策不統一、協調遇阻力；與應急預案配套的后勤保障系統、通信聯絡系統、管理監督系統不完善；災難救援與培訓仍處于認識階段，區域發展不平衡，后勤財政等政策保障不科學。

因此，我國在體系設計上，既要借鑒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經驗，也要結合自己的國力、民情及社會發展變化趨勢，科學建設，有序發展。

發展的核心要素是提高效率與持續改進。筆者認為，我國應借鑒歐洲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醫學救援體系特點、優勢，尤其是借鑒法國SAMU急救體系建設經驗，將民用消防救援與專業醫療救援緊密結合，最大限度地控制、節約救援成本；通過改進培訓體系，充分發揮急診急救醫學的作用，加強包括院前急救在內的急診醫學體系建設，努力做到專常兼備、平戰結合。同時，應借鑒海外的成熟經驗，改進單項災種為主的原因型管理模式，依托國家級醫療救護基地等技術力量，加強全社會“第一應急響應人”的醫學知識培訓，建設國家應急醫療救援基地，規范發展應急救護隊伍建設，通過專業系統的培訓和演練提高災難事故現場的醫療救援能力，實現科學救援與應急管理的有機結合，最大限度地減輕災難事故中的人員損失，合理利用寶貴的急救資源，全面提高我國應急救援綜合能力。